然而，这终究只是理想，是一种不想负责任的做法。
朱有建以为，这不是大明去侵略别人，而是海盗的行为。
大明一直遵从祖制，是讲道理的宗主国，看不上外蕃小国的那点利益。
至于请宗主国帮忙打击海盗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祖制里有“片板不下海”的禁令。
虽然有“隆庆开关”的政策，可惜大明水师太弱啦——
到了崇祯年间，大明在沿海，连防倭寇的能力都还捉襟见肘，又怎能去管那些遥远的海盗呢？
这种策略，看似有些无奈，但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。
大明的国力尚未恢复到足以支撑大规模海外扩张的程度，而海盗的行为，既可以为大明带来资源，又不会背上侵略的骂名。
这是一种巧妙的平衡，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，是否真无奈，反正皇帝是这么说的，就必须是。
朱有建从鸿胪寺拿来的外蕃记录，让他感到既无奈又啼笑皆非。
三宝太监郑和的航海壮举，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但在这些记录中，却显得有些荒诞不经。
郑和的船队所到之处，几乎都发了诏书，宣慰司的势力甚至延伸到了西欧。
整个南洋、西洋沿海地带，但凡有个部落，都被冠以“藩属国”的名号。
据统计，有一百八十多个地区，三百八十多个藩属国，南亚还设立了几十个宣慰司。
这些小国，虽然穷、破、丑、陋，但每年都来天朝觐见宗主国，拿着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，却能换走大明的真金白银。
甚至连崇祯这样捉襟见肘的皇帝，都好大喜功地大赏特赏，仿佛这些朝贡就是对大明的莫大荣耀。
朱有建深知，这种表面的朝贡体系，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
他决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这些藩属国。
他专门制作了一批双面琉璃镜，前凹后突，让他们瞧瞧自己的丑嘴脸。
这种镜子号称价值“百两黄金”，但实际上成本不到一两白银。
“谁来朝贡就赐给谁，”
他对王承恩说，
“主打的就是一视同仁，大明瑰宝，自己舍不得用，赏给你们了！”
他本想扮穷，但后来发现这行不通。
隆庆皇帝摆烂后，不想厚赏，结果那些藩属小国不愿走，免费吃喝了两年；
穆宗皇帝烦不胜烦，最后还是厚赐而去。
更过分的是，那些侵入南洋的欧罗巴人，也弄几个人过来凑热闹；
声称自己是大明圣旨封的藩属，拿出的还是摹本，而且真的是永乐年号。
就像利玛窦那样，不知从哪里捡的贝壳与海兽骨头，居然当成贡品，气得万历皇帝不愿理他。
利玛窦还搞了个“万国舆图”，但朱有建觉得还不如三宝太监的海图像样。
朱有建决定做表面功夫，同时暗中派卢九德去那些地方，搞点真正值钱的东西回来。
他要的不是虚名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。
孙守法与马进山奉旨留了下来，他们麾下的兵卒也将随后调派而至。
汉民代表与游击代表正忙着清点俘虏，准备押解前往山东分配给鳏夫；
那些刚从关外归来的归化汉民，则暂留保定府调养歇息，待恢复精气神后再做安排。
这些汉民的归宿早已定下——
与先前的胡化汉民一样，前往山西担任矿监，掌管那些曾欺辱过他们的鞑靼人、女真人矿奴。
他们的家眷则安置在矿城的加工工坊，有手艺的学手艺，没手艺的学杂役，日子总能慢慢安稳下来。
山西境内尚有可耕地，会按户分配给他们，往后从关外归来的汉民，都将照此章程安置。
朱有建的谋划，向来是外刚内柔。
对外，要让那些藩属国与欧罗巴人真切感受到大明的强硬；
对内，则需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如此江山才能稳固。
就说这矿城规划，绝非简单的采矿之所。
初期先从矿产粗加工做起，将矿石砸碎分拣后，再转运至其他地方进行细加工；
待日后加工业发展成熟，矿城或将拓展至细加工领域，甚至可能建立中心工坊城——
石油可提炼成灯油、油脂，金属矿可直接铸造成锭，说不定连铁轨都能在矿城直接轧制出来。
皇庄则承担着其他重任，专门负责各类精密制造以及小型实验研究。
这种明确的分工模式，既能充分发挥各地优势，又能避免资源浪费。
山西、陕西、辽东等地均可采用这种模式，甚至连哈喇和林都有可能发展成为纺织城，因其条件非常适合纺织业发展。
而在西域与陇西走廊种植棉花，亦是极具成效的选择，既能充分利用当地气候条件，又能为纺织业提供充足原料。
当然，这些规划目前还仅处于设想阶段，尚未具备实施条件，因此无需提前透露。
矿城模式的主要目的，仍是为了安置那些被掳掠至关外的汉民，让他们拥有稳定的家园与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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